实行年薪制要求保密，可那个秘密能保住么。郝汉就不止一次地问吴为，你现在一年开多少。吴为不好说也难张开那个口，差不多相当于郝汉年收入的十多倍，担心刺激人家，就打囫囵语道，工资卡在宋柔手里，我也不知道多少。有内退的退休的手里拿着个纸条给吴为看，是不是这么多？吴为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工资条。人家就说，你们卡里那么多钱，能不能往我们的卡里打点钱。每逢有婚丧嫁娶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唠的最多的就是收入问题。现在吴为遇到的问题不是过去的那种好处都给一个人，过去是什么好处，无非就是评选进增加一级工资，一级工资才十几元，大家要有意见有反映，领导就要照顾平衡。现在是很多好处都合法地给了一个人，收入比大家多了几倍十几倍，一年的收入几乎比过去一个人一辈子挣的都多，又有专车坐着，现在又不像过去那样，大家有意见一反映平衡机制发生作用，谁也高不了哪去。现在那套办法不行了，你再反映也改变了，年薪制不偷不抢不贪不占是完全合法的。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人们基本上都成了无产者，人从政治上被分为人民和另类，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在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形成定型的社会结构，又被突然到来的特殊时期打乱了。改革开放又逐渐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结构，针对新形成的社会结构，又产生了破坏性的议论，再来一次特殊时期，实行二次土改。吴为不主张对现实中形成的社会结构采取革命手段，不主张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享受到了年薪制，而是从历史观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推翻了重建，重建后再推翻，那样的代价太大，也太荒唐，非常痛苦，陷入历史恶性循环，搞来搞去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东西。

吴为也象许多人在思考，思来想去，有一天终于想到，其实，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无产者也变成有产者，这样简单一想，就解脱了多少年心中的纠结。过去穷，大家投身革命，革命成功了又担心富，不能富，富就是剥削变质的象征，又会成为革命对象，革命成功很多年了，大家依然还是穷，革命成功就没有落处了，大家跟着革命白干了，不但以后再革命不会有人跟着干了，就是现在号召什么让大家干，大家看干了还是穷，就没有人去响应了。穷了要革命，革命成功了又不能富，这就是纠结。现在纠结是打开了，穷可以变成富，但是变法不能象过去那样对有产者采取暴力方法、革命手段进行剥夺，当然，对贪腐的人要另当别论。这样的办法留下的后遗症，有甜头的事情容易使人成瘾，人们剥夺过了享受过分田分地分浮财的好处，还想剥夺，总有剥夺的机会就没有人去想工作，想辛苦地自己积累财富了，乐者难，难乐业，不乐业也乐不起来了，甚至痛恨起那些乐业的人，总惦记着不如剥夺来得快。现在不允许剥夺了，剥夺之心没有了，攀比心却上来了，新的纠结出来了，你不让人家剥夺还不允许人家攀比，还想不想让人家活了，剥夺不了平分也可以啊。

吴为想，怎么才能打开这个新形成的纠结。你对人说，我爱你，但没有对上人家心中的纠结，纠结没有打开，人家对你的爱就没有反应，等于白爱，纯属自作多情。

吴为总想些不该他想的问题，宋柔就挖苦他，净想些没用的，想些自己不该想的。现在她住着大房子，收入也上来了，花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发愁了，不想再看到吴为去写什么了。

吴为说，我就象你看着屋子里灰尘那个亲性劲儿，比看着我和孩子都兴奋，我也是啊，就象一动不动埋伏了半天突然看到出现敌人的战士，警察看到现行，我也是啊，我是一写起来就兴奋。

宋柔道，你不是乐业么，你就自己乐去吧，愿意怎么乐怎么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