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不一定非要表现在战场上，军事行动只是最后的解决手段，而决定政权归属、政权稳固的是民心、是经济，我们在进行暴力夺取政权准备的同时，应该加大其他领域夺取民心的工作，开始有意识地展开军事之外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经济、教育、技术干部。

周副主席正在国统区做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的工作，陈云、李卓然、林伯渠、任弼时同志在领导河西、绥远、陕西、山西民主政府开展恢复经济、创建工业、减租减息、发展民生的工作，张国焘、陈昌浩、罗荣桓、**正在敌后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

这些工作对于增强革命力量、扩展党的事业、厚实党的基础、锻炼党的各级干部、争取各阶层民众的支持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很容易发生偏差。

偏偏这些工作是苏联**没有遇见过的、共产国际也并不熟悉、马克思列宁更不知道遥远的东方封建落后的中国几十年后会发生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具体的指导，很难给出准确的决策，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思考自己的出路和策略。

所以我才强烈建议中央顺应形势的变化。拿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的符合中国现实需要又被实践证明是足以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消除错误观念的干扰、凝聚全党的力量、为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指出切实可行、具体明确的阶段目标、给出具体政策。

我说这些不是想否定前面大家对革命的贡献、攻击苏联、攻击留苏回来的同志们，大家的愿望是美好的、工作是勤奋的，只是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上过于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缺乏自己的思考、没有深入到基层去总结群众的创造形成有效的办法，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

何克全见张闻天陷入沉思默不作声问道：“你说不是攻击苏联，可你的话里话外全是抛开苏联、自主革命的意思，苏联那么不好，你还要去苏联当大使。你怎么去履行你的职责呢？”

“我没有在苏联学习生活过很长时间，可能感情上没有你们那么强烈，但我喜欢一分为二地问题，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对我党的支持是一个方面。他强行推行苏联革命模式、对周边国家怀有领土扩张野心是另一面，这是正常的，作为任何一个大国都是如此。

日本人念念不忘他的大陆政策，可也支持了孙中山、汪精卫、鲁迅等很多民主革命者，东京曾是中国民主革命者的主要活动中心。许多国民党高层和我们对苏联一样对日本充满好感，美国在多次列强瓜分中国权益的会议上也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好，反对过分损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接受大批中国学生在美留学。知识阶层、有产阶层里对美国也是颇多好感。

好感是好感，理智是理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只要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来待这些国家就会发现他们对我们的友好、支援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是利益驱使下的不平等交换，不是资源就是主权，要不就是借助我们的力量转嫁他的困境。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紧紧绑在某个国家身上，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国家或团体的大包大揽上，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天然的朋友，只有相互可以利用的利益关系。

我这次出使苏联抱得也是这个观点，加深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利用它希望我们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尽量多的争取物资援助，帮助国民党正规部队获得与日军相当的武器装备，多保住一些国土、少丢失一些城市、多消耗些鬼子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减轻我军压力。

同时，我会努力为西北各工业基地挑选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实验器材、新型材料，帮助工业基地建立起门类齐全、相对先进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学研究系统。

除此之外，我还会以特使的身份秘密途经德国出访法国、英国、美国，宣传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壮举，批评他们一直以来的绥靖政策，提醒他们做好反法西斯进攻的准备，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基础，争取得到他们贷款、装备、设备、人员等实际支持，接收我国选派的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航空、船舶、电子、机械、化工等军工生产技术。

同时我还建议把滞留在苏联的我国人员逐步撤回国内，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河西大学、包头工学院、西北农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师资力量并不差、办学条件逐步改善，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接触中国的现实社会、生产状况、研究中国社会、激发改造中国的愿望。

这对他们本人和我党干部队伍建设都会有很好的促进，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外界对我党的指责，战争中我们的孩子、亲属在苏联无疑给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