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里的这一天是如此的漫长，终于把大亮子安置到病床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七点半，对别人来说，七点半只是傍晚，对我来说，七点半可以算是深夜，此时新闻联播已经结束，如果在焦点访谈开始之前我还没有到家，我老实本分的父母就会骑着他们的大二八自行车来学校找我。于是趁着医生诊断的间隙，我跑出医院找到一个电话亭，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但好歹家里还装着座机电话，我用力压制住自己的心跳，努力忘记张达亮满脸滴血的样子，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和我想象的一样，我妈几乎是在喊，马壹壹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她永远都是这样，掌控着我生活里的每一秒钟。我的日常行为里只要有一秒钟的真空，她对我说话的语气就会变的急促，何况此时已经比同期回家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在冲我喊的时候，我还听到我的老爸也在一边喊，壹壹现在在哪里，让他马上回来做作业。我发自内心的叹了一口气，我的老爸和我的老妈一样，除了性别，其他任何地方都一样，无论性格秉性甚至是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都一样，这一度让我觉得我有两个老妈，并且这两个老妈让我一度胸闷。我知道这种胸闷来自于他们对我的希望，这也是我进入青春期之后第一次怀疑他们对我的希望值是否太高，而我自身的价值相比于他们的希望是否太低，这是个问题，并且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让我很是不兴奋，至少没有刚才在卫校抄起砖头时兴奋。

我说妈妈，马上期末考试了，最近学校在开展传帮带活动，成绩好的学生帮成绩差的补课，我今天就在帮他们补课，所以晚了一些。

我在编这个瞎话的时候，没有提前做任何准备，也没有打过一份草稿，因为我太了解我的父母喜欢听什么，太知道有哪些谎言可以轻易骗过他们。

果然，我老妈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并且带着难以掩饰的自豪，说道，壹壹，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成绩搞上去就可以了，那些差生象征性的帮助他们一下就好，他们学习好不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要让这些事影响了你的学习。

我说妈我知道了，今天传帮带结束之后还要排练元旦的节目，我是班长，要组织大家彩排，所以我可能还要晚一些回家。

我妈长出了一口气，因为她了解到她永远第一的儿子现在正在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即便这只是她片面的了解，但我深信不疑她会深信不疑。我妈说，好的，给你留好了晚饭，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早些回来，快期末考试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课本上。

我不自觉的皱了一下眉头，说妈我知道了。

返回医院的路上我突然在想，如果此时我妈知道我更多的精力并没有放在课本上而是放在了大亮子身上，不知道她会怎么想，不知我爸会怎么想。在我的认知里，我妈应该会疯狂的尖叫起来，我爸没准会去厨房拿擀面杖。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我的生活，是不是少了些什么，想到这我又有些迷茫，因为在认识大亮子之前，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在经历这些事之前，我从未觉得我的生活里少了什么，那时我六点起床，六点半早饭，七点上学，八点上课。在这期间，我认真听讲做笔记，尊重老师接地气，吃完晚饭背英语，睡觉之前应用题。那时的生活，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对，而这时的生活，却觉得那时的生活似乎有所缺失，并且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时和那时之间，似乎仅仅只是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时间，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比如现在，我走在回医院的路上，心情竟然要比刚才跟父母通电话时好很多，想起大亮子，想起刚才被吓跑的大毛严召焕，尤其是想起西贝，再想起明天会发生的各种未知，再次有隐隐的兴奋感刺激着膀胱，让你想尿。后来我的生物老师告诉我，这种尿意，就叫叛逆。这意味着，说的青春已逐渐稳定，稳定的叛逆起来。

从医院的厕所里出来碰到西贝，她面色匆匆，有些焦急，姣好的面容上还挂着汗珠，我说西贝，你怎么这么慌张，难道大亮子死了？

西贝说，没死，医生说了，大亮子要缝针。现在正穿线呢。

我说那就缝呗，你慌什么，线不够要去买线么？

西贝说医生让我先交费，我刚才问了缝针需要一千多块钱，我身上只带了三百块。

我说西贝你真有钱，我身上就装了三块。

西贝说，三块还不够买线。

两个人回到急诊室，这时大亮子已经清醒，躺在床上输消炎液，一个裁缝模样的医生正在把针缝进大亮子的眼角，因为之前打了麻药，所以大亮子的表情并不痛苦，只是有点恐惧。医生扭头看到我和西贝，问道，费用交清了么？

西贝摇摇头说，医生，您先给他缝好么？我钱没带够，现在回家取。

医生哦了一声，把针往大亮子的脸上一别，说那你们先去取，你们取完我再缝。说完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我看到他的桌子上还有一份报纸，他坐回去之后竟然还看起了这张报纸，这是一份医疗报纸，我看到报纸的背面有一排大标题：上面写着，医者父母心，某某医院某某医生访谈录。我看到这排字瞬间就理解了医者父母心的全译，医生就是你爹，就是你娘。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医者父母心是句骂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