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元年六月，朝中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根据新出台的《官员考核法》，朝廷对官员的考评从一年一度改为每隔半年一次，分别在六月和十二月进行。考核的内容包括官员的政绩、风评，以及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皇帝本想让包拯负责第一次的考评，不过左丞相赵文山却毛遂自荐，向皇帝请命主持这项工作。赵文山掌管人员任命多年，皇帝也不好拒绝他。

审核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不少问题，赵文山提出的解决办法还算公正，皇帝认可了他对某些官员的贬斥，就连右丞相王庭也不想就这件事惹皇帝不快。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一开始的几个徇私舞弊官员只是一颗问路的石子。

六月十九，赵文山上书弹劾王庭之子王鸥、王鹄逼死人命，又弹劾王庭一派四十七位官员的不正当行为。这份奏章拉开了赵、王外戚之争的序幕。

两相不和由来已久，因为太皇太后名分上压皇太后一头，通常都是王庭一派略占优势。但是嘉禾元年以来，赵文山在民间的声望渐高。皇帝夸他实心宰相，他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百姓的赞誉对政途的重要性，因此越发注意经营自己的形象，不但提出了许多改善百姓生活的建议，平日里施粥布药也十分勤快。在长安百姓眼里，赵文山是一位贤良仁善、风度翩翩且能力卓绝的丞相，和高高在上却无所作为的右丞相王庭恰恰成了鲜明对比。

虽然王庭依然受到士大夫的推崇，但就连士大夫们也发现，新帝登基以来王庭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这固然和皇帝刻意捧高王庭，不让他沾手一些日常事物有关，但王庭本人也的确有几分“名士之风”，心理上不希望被认为是一个日夜钻营、讨好皇帝的人，因此他向来只关心权利，而不关心为获得这些权利需要尽的义务。

此消彼长之下，赵文山有这样一次反击也就不难理解了。一开始还有不少人为王庭的两个儿子说好话，皇帝倒没有急着下定论，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对某些人的失望，然后反对的声音就渐渐少了。这件事绝对值得玩味，就连皇帝也奇怪于群臣的态度。

王庭一直以来都是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代表，皇权在这些士大夫的切身利益面前都得靠边站，是什么让那么多铁杆王党放弃为他说话？

皇帝发现赵文山在上书之前曾和朝中的不少人有过接触，看上去很像是在挖王庭的墙角。对于士大夫来说，王庭虽然一贯都在为他们说话，但赵文山未必不能成为第二个王庭。现在赵文山如日中天，他们又何必去做挡在赵文山面前的拦路石呢？有趣的是，在这次重新站队的过程中，有许多大臣既没有选择王庭，也没有选择赵文山，而是团结到了曹家的两位侯爷身边。他们显然是预感到了时代的交替，认为相比现在的两位丞相，曹家更有可能后来居上，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于是王庭在称病在家几天之后终于败下阵来，他打出了一张感情牌，希望用自己的命换回两个儿子的命。赵文山这个时候突然学乖了，他把审理王鸥和王鹄的事移交给了包拯，因为满朝文武只有包拯才会毫无顾忌地杀了这二人。不过在这件事尘埃落定之前，皇宫里却发生了另一件事，让皇帝不得不暂时放王庭和他的两个儿子一马。

太皇太后病了，而且据说还病得不轻。她病得正是时候，这下子无论是处理王庭还是王庭的两个儿子都会被认为是不顾及太皇太后的身体，所有的处罚都必须无条件地搁置下来。

“真可惜……”刘曦遗憾地叹了口气，虽然不是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他还是很高兴能看到王家被打压的，“公瑾，祖母这是真的病了吗？”

周瑜肃然道：“皇上应当去探望她。”

刘曦想了想，点头道：“公瑾说得有理，朕不仅要去探望祖母，还要让她宽心养病。”

以后几天，皇帝果然每天都到长乐宫报道，侍奉太皇太后汤药，陪太皇太后说话解闷。皇帝虽然不通医理，却仍坚持和太医周瑜讨论药方，斟酌每一种药的剂量增减。就连太皇太后都感动地说，再没有人比皇帝更加孝顺。在皇帝的悉心照料下，太皇太后的病很快有了起色。

“其实朕倒是喜欢天天陪着祖母说说话。”在被太皇太后“赶回”未央宫的时候皇帝如是说，他想起了上辈子把他养大的祖父，哄老人家开心本来就是他的拿手项目。

看到皇帝的态度，立即有人提出王庭的两个儿子逼死人命乃是无意中为之，罪不至死。一时间为王鸥和王鹄求情的论调成了主流。

七月初，皇帝终于下旨宽恕了王庭的两个儿子，只处以免职，小惩大诫。皇帝请王庭早日回来主持朝政，一场轰轰烈烈的弹劾案就此告一段落。

对此左丞相赵文山虽然不满意，却也不得不接受。他多次在朝上对王庭发出挑衅，却发现应和他的人并不多，反倒是他的门客暗暗提醒他最近太高调了，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最后，赵文山只好偃旗息鼓，为终于能够压过王庭一次暗自庆贺。

表面看朝廷再次恢复了平静，不过谁都知道现在的局势已经从两虎相争变成了三足鼎立。这次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赵文山，曹家终于渐渐进入了士大夫们的视线。

七月初六，皇帝驾临平原君府，因为那天是曹太后的五十整寿。

其实皇帝最近的心情很糟糕，一个月之期只剩下短短十天，派出去的人连龙阳君的影子都没摸着，他的玉玺只能始终保持在“修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