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帝国规定非官方大学毕业生要通过帝国教育总署的认证，帝国兴办的大学的毕业生将在光绪二十年出现，届时新科又明显会比旧科占便宜，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科举被称为“老三科”。许多年轻的举子发现大学学习的科目虽然多，却是通过性的，不会那么辛苦，因此毕业相对容易，都进了大学接受新学了，剩下的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下，即便如此，他们参加新的殿试比现在那些通过帝国教育总署认证的新学学生要困难得多。因此，对于新的旧科进士，醇亲王主张应“体恤厚用”，而刘云明确表示“未明国是者，不可厚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是帝师翁同龢出面，基本上在刘云的观点上调和。

翁同龢是世代官宦家庭出身。他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朝的举人，官做到海州学政；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的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还担任过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又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他作为老官僚当然对科举制度深有感情。而且在“除辫事件”之前，他本人就是古旧派的首领人物，刚刚剪了辫子转过弯来。因此，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他发言时刘云文易不禁微微色变。不想他说：“知足以知世变者，类能采天地调阴阳，参酌古今之宜，而不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他还自谦道：“臣虽粗通国学，未能穷日本事，无论西方。新政之事，不敢妄草。”因此，“当举通达之才，行权变之务。”

光绪下旨，“新科擢入各部，旧科擢入翰林”，算各得其所。因为“翰林”在新政后成了“社会科学院”性质的学术机关，刘云一派对此结果本身是满意的。

次阁部“内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医疗体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旧派“劳民伤财”等反对意见后，牛金主张建立药厂，把医疗体系作为盈利的产业经营，财政大臣莫宁当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驳穷人付不起药费，医疗体系是富人的福利。马丰说可以分补贴性的和较好的非补贴的两类药品，田正宏还是认为人的性命比钱更重要。这一次光绪皇帝更加有经验，微微一笑，建议建立一个专门救助百姓的单位，次谋部不少官员听到这里都小声说道：“医疗保险！”

退朝的时候刘云和文易走在一起，刘云问文易：“你对皇上怎么看？”

文易看着刘云半晌，最后转过头来：“日子还很长呢。”

“颜色之争”中，公武派内部主要是“公”和“武”的争论，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不同的议题间争论双方也未必是壁垒森严。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内部的矛盾搞平衡，对于朝政逐渐产生了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有可无起来。

在行政上争执不休，立法上就更是争论激烈。先不说古旧派和地方势力对于内阁的杯葛，就是光绪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华民主党——中民党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立宪工作进行不下去，连资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问题了。但是，帝国的乱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现出来的那样严重。

当时，沿海及南方各省为公武派控制，北方内陆地方，如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则被古旧派控制，虽有地方主义抬头，但忠君情结未变。唯有东北地区，《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爷和日本人暗中联系，谋求东北分裂另立新君。虽然被次谋部破获后，光绪圈了为首的镶蓝旗主，但东北形势仍是暗涛汹涌。由此，光绪十九年的次谋会议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丝“一衣带水”的幻想和“发展保和平，和平促发展”的一厢情愿，认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从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势，一朝乃发”的战略，严密封锁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同时故意散播乱象，给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间，以求最后一举改写历史的结局，让铁和血为中国的崛起祭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