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开始普遍，有的村子整村整村的饿死，但是李提摩太惊讶的发现，山西竟然没有出现他在山东见到的那种吃大户的现象。

他跟着大明的救灾队进入一个遭灾的村子，发现村子里已经少有人烟，要么饿死了，要么就是被大明救灾队给救走了，只是在村子里看到了不少官府张贴的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李提摩太认为是这个原因导致犯罪现象出奇地少。

李提摩太不知道的是，其实根源并不止于此，主要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才让老百姓犯不着去抢大户了。一切的根源还是鴉片，这个英国人强行带进中国的魔鬼，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抹不过去的噩梦。

无法阻挡英国人贩卖鴉片的清政府，从1859年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间，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灾荒之前，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满清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当地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山西巡抚张之洞发现：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半土地，而且是最肥沃的土地，都用来种植鴉片烟土了，粮食产量本就不够，遇到灾荒，尤其是周边省份都遭灾的情况下，山西人不饿死才怪了。

尤其是邻省出于恐慌，当地政府严禁粮食进入山西，更加重了山西的饥荒。灾荒跟山西一样严重的河南，同样也跟山西一样是鴉片的重要产区，河北和山东种植鴉片的数量也为数不少，可以说种植鴉片越多的地方，这次灾荒就越严重。

整个山西省，真正还能找出粮食的，就剩下那些富豪之家，比如富甲天下的晋商群体。但他们此时自保有余，救济不足，根本无力救灾。

比如日升昌、大盛魁之类的晋商家族，他们都躲在自家的大院的高墙之后，他们坚固的大院如同堡垒，饥饿的，没有组织的民众，根本就攻不破。

这些富商在过往行商之中，本就一直跟草原上的各种匪帮打交道，拥有很强的应急经验，灾荒一起，他们就雇佣了武装，跟他们合作经商的有大批的镖局，此时都进入他们的院子，保护他们，同族也都武装起来，地方上的乡亲也都组织起来，进入他们的碉堡，保护他们，也保护他们的家乡不被往来的流民破坏。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作为，大多数晋商家族，此时都在自家大院之外，开设粥棚，救济灾民，这也算是山西富商的传统了，每遇到大灾之年，他们总会救济灾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饥民对他们的憎恨，保护了他们自身。

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饥民习惯性的往当地有名的晋商大院处聚集，大家都知道在这里能吃到一点食物。

于是一座座晋商大院，就变成了一处处救济站，反倒让救济站的工作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山西巡抚是张之洞，此人虽然看大明也不顺眼，可是一来朝廷有命，二来救人总是好的，所以相对其他地方，他配合大明的救灾行动还算积极，不但派人张贴告示，引导灾民往铁路附近流动，还通知各个晋商家族，让他们跟铁路公司救灾队通力合作，尽力多活三晋之民。

在当地官府，晋商和豪族，以及铁路公司的通力合作下，三个月后，饥荒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死人现象开始变少。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明的铁路线从北延伸到了南边，贯通了山西全省，即便是腹地也能得到物资补给了。

让李提摩太惋惜的是，尽管铁路已经在这次救灾中奇迹般的发挥了主力作用，但当地官府依然对铁路充满了抵触。

最近反对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因为大明开始修建第二条铁路，这是一条平行于救灾铁路的线路，尽管依旧打着救灾的旗号，可是这是一条永久铁路，大明开始采用正规的方式，建筑路基，架设桥梁。

这种情况，让一些多少了解铁路的知识分子警觉，他们认为大明将通过铁路，控制大清江山。

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不但乡野盛传，就是满清朝堂上，也一片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