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靠搞“血浆经济”致富的石桥村,现在却因艾滋病而远近闻名。乔伟等人在李国安的陪同下转了一圈,所见所闻可谓触目惊心。
村里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从事家务劳动,服侍患有艾滋病的亲人;男孩子多数外出打工,十五六岁的孩子便在外地干着成年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窑做苦工。
走进一个破败不堪的小院,一只小花猫蜷缩在门边,可怜地“喵、喵、喵”叫着,因为屋里的光线太暗,跟在乔伟身后的田文建险些踩到它,连忙把它抱起来放到灶台上。屋里空空如也,田文建甚至怀疑这个家里还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它,但显然它对主人还是很亲密的。
主人叫陈阿福,正躺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床上。床的四条腿都绑着树枝,挂着一顶不灰不白,满是尘土的蚊帐,蚊帐上有窟窿,还有补丁。绑在床腿上的树枝其实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用来挂输液的瓶子。
他的脸上和身上起满了红疹,有些部位大片皮肤溃烂、化脓,那是已被感染的疱疹,是艾滋病晚期的表现,很显然他已病入膏肓,根本活不了多久。
此情此景,让乔伟的心情格外沉重。冲挣扎着要坐起来的陈阿福摇了摇头,便将陈红军为他准备的一沓钱,轻轻的放到床边。
作为龙江空军医院专家组负责的防控点,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程度较高。相对而言,石桥村不像其他爱滋病村那么闭塞。也正因为如此,骨瘦如柴的陈阿福并不是特别拘束。谢过众人的好意后,一反常态的打开了话匣子,诉说起自己不幸的遭遇来。
“这病太怪,啥药也治不好,花钱太多,这个家都快撑不下去了……”
龙江话很难懂,必须要经过李国安的翻译。断断续续十几分钟的交流,田文建等人才知道他14岁的儿子在县建筑工地背沙子,每天累死累活只能挣20块钱,拿回12块给他买药吃,自己只留8块钱生活……他们埋怨自己当时太无知,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
本来靠卖血渐渐富裕起来的生活,现在却变得家徒四壁,家里最多的东西是堆在墙角的空葡萄糖水瓶。
回机场的路上,众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又无一例外的保持着沉默。直到商务车驶出盘山县地界,乔伟才抬起头来,凝重地问道:“李书记,省市县三级财政不是每年都有一笔专项资金吗?怎么乡亲们的曰子过得还这么难?”
艾滋病是龙江最大的阴影,也是限制龙江发展的主要因素。以至于连李国安这样的政法干部,都在县艾滋病防控领导小组兼任了一个职务。
见乔伟问了出来,李国安不得不低声说道:“省里的确有一笔三千万的防控资金,可那笔钱并不是全部用于龙江。另外全省的爱滋病感染者,也不是卫生厅公布的那个数字。专家们根据参与卖血、卖银瓢娼和吸毒人数及其感染率推算,全省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该在四万五千人以上。”
这个数字乔伟和田文建大吃了一惊,要知道在省卫生厅的宣传口径里,截止去年12月,全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674例。其中艾滋病人167例,死亡74例。虽然明明知道这些数字被缩了水,但怎么也不敢相信被缩了那么多,居然还不到实际数字的一个零头。
就在二人倍感震惊之时,李国安干咳了两声,继续说道:“另外我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是在90年代中期参与卖血而被感染上的,艾滋病病毒的潜伏期为5-8年,因此这两年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发病的高峰期。
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患者们对以前使用的那些药物都产生了抗药姓。而新药又大半依赖于进口,价格特别昂贵。就算所有资金都落到实处,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田文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姓,想了想之后,突然说道:“发病高峰期过后就是死亡高峰期!如果再不引起足够重视,那么多对政斧、对社会极其绝望的患者,无疑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对艾滋病患者而言,希望比什么都重要。真要是让他们都绝望了,那恶意传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乔伟并不认为田文建这是在危言耸听,毕竟龙江的艾滋病患者大都是供浆员,也都是在政斧的引导下去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看来我不得不管点闲事了。”
乔伟沉思了片刻,继续说道:“但现在[***]刚过,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影响,各级政斧正绞尽脑汁填补防控支出那个窟窿,很难再拨出专款给艾滋病患者提供救助。再说这不仅仅是个案,其他省市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您是说从国家层面上?”田文建一愣,忍不住地问道。
乔伟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也只能从国家层面上想办法,虽然这很难,但这件事却必须要去做。”
龙江市那个《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实施意见》,对几千名正进入爱滋病晚期的患者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再说就算救助细则能顺利通过并得以实施,也只能惠及龙江四区七县的爱滋病患者。
乔伟则是高屋建瓴,想从国家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可对立法永远滞后的中国而言,想做到这一切简直是异想天开。毕竟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还有揭卫生部伤疤之嫌。就算乔伟是位高权重的中办副主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奠定乔伟政治基础的一次机会,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不仅仅是政绩,还是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表现,陈红军反应了过来,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一些人大代表,先从外围造造势。”
乔伟并没有立即点头,而是紧盯着田文建的双眼,不无期待地问道:“甜瓜,你看呢?”
令众人倍感意外的是,田文建也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淡淡地问道:“你还能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
“如果算上去党校学习的话,大概还有七个月。”
田文建权衡了一番后,风轻云淡地说道:“时间虽然有点紧,但也不是没一点希望。连你都豁出去了,我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干了。”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乔伟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过身去,异常严肃地说道:“军哥,你那边先不急。至于怎么干?……听甜瓜的。”
“好的,我知道了。”
李国安彻底傻眼了,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甚至怀疑眼前的田文建,还是不是四年前那个甜瓜院长。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连身居高位的中办主任乔伟,居然还得有求于他。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乔伟接着说道:“需要什么数据和材料尽管开口,我会想办法给你收集。甜瓜,成败在此一举,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以乔伟现在的身份地位,想获得各派大佬们的支持并不难。但这么一来,就必须做出一些利益交换,甚至是结盟或站队。毫无疑问,这对即将走上前台的乔伟是不利的。而田大教授出面则不存在这些问题,毕竟他与安晓彬、阎志杰和胡报国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刨去政治上的因素,田大教授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还是一个被骂出来的知名学者。现在他还处在论战的风口浪尖,如果这时候抛出爱滋病这个敏感的议题,无疑会吸引住各派专家教授们的眼球。其造势的影响力,绝不是陈红军那些举手代表可比拟的。
此外,他还有一个前华新社记者的身份,师兄弟们遍及全球,连三哥付建国都是南海报业集团记者。尽管他们并不像乔伟、胡保国、阎志杰等人那样身居高位,但帮着摇旗呐喊还是没问题的。
别看陈红军一声不吭,总是铁青着个脸,但在老将军身边呆了那么多年,也是个一点就通的主儿。作为乔家编外的一员,只要有利于乔伟的仕途,让他干什么都愿意。见田文建一口答应了下来,顿时一阵狂喜,可想了想之后,又摇头说道:“学校都放假了,就说讲也得有人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