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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杰、刘师勇、茅湘、高桂将陛下迎进了兵部。某人一入作战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眼下情况如何？”

高桂急忙回话：

“禀告陛下，军情司已传来最新消息，伯颜一直没有回大都，其帅旗仍在和林。他们所查探到的，是董士选前段时间率军离开了大都。军情司随后已进行了追踪，据查，其一路南下，可以肯定是去了徐州。”

“东南都督府苏刘义再度急报，自北兵将灵璧围困后，现已无法和凌震等人联系。北兵势大，灵璧亟待救援。”

“襄阳当面之敌的情况是，他们除了征集了粮草，兵马均已集结，似有即将采取行动的迹象。”

“此外，今日刚刚收到文相的传书，川中之敌也已有所行动，正向重庆府逼近。”

高桂一口气将所有情况说完，随后和张世杰、刘师勇等人相互看了一眼。他们的眼中均有犹疑之色。

火已经处处被点着了，但到底最关键的燃点在什么地方呢？

某人的眉头顿时皱起。在想了一会后，他忽然怔了怔，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苦笑。

我们说，自景炎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宋帝国兵部参谋院在给军情司的指令当中，主要强调了一条：务必关注和林战后伯颜此人的动向。

这个指令完全出自于某人的馊主意，因为在“聪明”的他看来：如果伯颜开始动了，也就意味着北元要动手了；并且伯颜到了哪里，还意味着北元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更不幸的是，他的这个看法还得到了参谋院所有人的认可。

参谋院众人的认可，自然也并非全是在逢迎“上意”。伯颜当年给大宋带来的苦头，兵部参谋院、乃至行朝的绝大部分人，恐怕一辈子也难忘记。

但和林战后，伯颜却始终没有任何动作，一直待在哪里。宋帝国这边的众人就此认为：北元内乱新定，仍需伯颜在草原上震慑。

而就当所有人认为烽火不会马上到来时，景炎十六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开春后不久，元军突然出现在灵璧附近。

这其实是原本早已预料到的事，无论是身在灵璧的凌震、翟国秀、刘俊等人，还是兵部和东南都督府的苏刘义，都没有太大的吃惊。

关键在于，元军对灵璧的攻击，仅仅是他们要夺回灵璧的一个孤立行动？还是意味着他们大规模南下的开始？如果这就是他们南下的开始，又是否是他们的主要进攻方向？

在做出应对之前，弄清楚这些事绝对不是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战争中的佯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要太多。

参谋院众人迟疑、没有当即决断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和伯颜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他们同样认为，如果把东南宋军的行动看作是柄旋转的锤，那么荆襄就是转动这柄锤的轴。假如轴断了，锤也就落了地。所以，无论如何，在宋军的整体部署上，荆襄是绝对不容有失的。这正是某人当初将最强的江淮军放在哪里的原因。

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现在也认为，北元并无从川中、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全面向大宋开战的实力，只会在一个、最多两个主要方向上，向大宋发起进攻。

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尽管荆襄和两淮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但更侧重的，仍然是襄阳方向。

所以，参谋院的众人迫切希望在决断之前，军情司能够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消息，尤其是伯颜的动向。可杜浒传回来的情况，却始终是伯颜仍在和林，并没有离开。而各地的元军随后也均有了动作，这就给所有人造成了困惑。

但是，听了今天新近传来的这些消息，某人心里已经有点不好的感觉：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很有可能已经被老忽“忽悠”了一把。

因为别人或许不清楚，他多少还知道点，过去北元汉军三大“世家”中的董家，与张家、史家最大的不同，不是他们自己曾经有多少私兵，而是他们所领的，是忽必烈身边的侍卫亲军。

这个“侍卫亲军”的前身，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四怯薛”。“怯薛”相当于“宿卫”，其职责就是护卫蒙古帝国大汉本人。当时分掌“四怯薛”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四杰”: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和博尔术。

忽必烈上位后，改“怯薛”为“侍卫亲军”，分“五卫”。其中右侍卫亲军首任都指挥使，就是董文炳。

“侍卫亲军”对蒙古帝国大汗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忽必烈当政其间，只有一人曾经被授命得到过他们的指挥权，这人就是当初领军南下灭宋的伯颜。董文炳当时就率军在其麾下。

那么，如果现在忽必烈的侍卫亲军再次出动，而且是在老忽没有亲征的情况下，除了伯颜，东还真想不出有何人可以得到授权指挥这支亲军。

心思转到这里，这家伙禁不住喃喃语道：

“昭王故技，昭王故技。”

听到他的自言自语，张世杰、刘师勇、高桂等人全看向了这个狡诈之徒。高桂更忍不住问道：